北京冬奥会的长野印记

▲1979年12月,即将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中国滑雪运动员在长野训练,后面是片桐匡家的福田屋(前排右一为片桐匡)。(受访者供图)

2003年,片桐匡去世时,遗物中留下了一堆厚厚的资料,儿子片桐干雄无法理解它们有什么保存价值。近20年后,他终于知道了这些资料的意义,也更知道了父亲的伟大。

这些资料是一部完整的中日滑雪交流史,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滑雪运动的发展史,更是中国从没有一块像样的滑雪场到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的历史见证。

为了记者的采访,片桐干雄提前将资料带到了办公室里,各种手稿、剪报、图片、文章、海报、比赛手册、书籍堆满了两张桌子。

片桐干雄现任长野县野泽温泉滑雪场社长,他说:“20年前我在整理这些资料时,不知道它们是否有用,现在终于有一种成就感和回报感,感觉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尘封多年的资料里,有一篇片桐匡20世纪90年代末发表在日本《滑雪》杂志上的文章,里面详细记述了长野与中国滑雪交流的来龙去脉。

他写道:“那是1979年12月10日的事情,我当时任全日本滑雪联盟理事兼长野县滑雪联盟会长,那天我接到一个全日本滑雪联盟的电话‘中国要首次参加冬奥会,在赴美转机途中希望到日本集训,麻烦您关照一下’。这是中国奥委会通过日本奥委会,再经全日本滑雪联盟找到我的。事出突然,我有些不知所措,让我特别为难的是,马上就到年底了,我到哪去为他们找住处?尽管如此,我还是下决心满足中方的要求,我表示愿意接受此任务,宿舍就安排在我家(当时叫民宿福田屋)。”

他继续写道:“中国首次参加冬奥会,对于日本滑雪界来说不啻于平地波澜,但马上就有滑雪企业愿意配合:有的表示愿意提供全套滑雪板、滑雪鞋、滑雪服,有的愿意提供教练员,有的愿意出集训经费,这着实令我们感到意外。滑雪板和滑雪服稍微有点不合适,企业二话不说就给调换,这种全方位的支持与配合也引起了媒体关注,他们从各种角度争相前来报道,一时出现了报道中国滑雪热。”

老人留下的资料里,还有一本1994年中国出版的《中国滑雪运动史》,书的大事年表中记录着:“1979年12月,中国参加第13届冬奥会滑雪队一行12人赴日本长野县训练,团长兼翻译于再清。”现在担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于再清也是该书的编委之一。

这12人中有六人在野泽温泉滑雪场训练,其中包括四名运动员,其他人员则被分配在附近的白马村等滑雪场。他们当中其实还有几名速度滑冰选手,被安排在轻井泽的一个冰场训练。在野泽指导中国选手训练的教练中,就有继任片桐匡担任野泽滑雪场社长的河野博明。

片桐匡在文章中还写道:“正好我儿子片桐干雄作为高山滑雪选手也要参加那届冬奥会,我对他说在奥运村也尽可能关照中国选手。”

40多年后,片桐干雄依然记着父亲的嘱托,他告诉新华社记者:“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跟我说,如果中国选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关照一下。对我来说,(当时)中国能够派选手参赛,远比他们在赛场取得好成绩更有意义,我能够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也意义非凡。”

那次冬奥会前的长野之行,将中国滑雪发展送上了快车道,长野从此成了中国滑雪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词。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后,中方提出第二年整个滑雪季都派队员到长野集训,片桐匡再次答应并全力配合。在随后的40年里,尽管交流形式不断变化,中国滑雪运动员到长野的训练一直没有停止。

40多年前的中国滑雪水平与日本相差甚远。作为第一批赴长野培训中国运动员的教练,河野博明说,中国高山滑雪选手当时与日本高中生的水平相当。长野当地的《信浓每日新闻》当时报道:“即将参加冬奥会的中国选手在技术上(与日本选手)相差很远,但是他们体力好,腿部力量很强,所有人练习起来一点都不感到累。”据这份报纸报道,中国滑冰选手将在长野参加一场中学生比赛。

1981年7月,片桐匡为团长的长野考察团一行9人首次访问中国。中国落后的物质条件让他吃惊,即使北京一流的酒店也没有空调,更没有冰箱,在长春的酒店,蚊子从蚊帐的破洞钻入,他整晚都无法入睡。

当然,最令他吃惊的,还是中国滑雪设施的落后。那时中国没有一座像样的滑雪场,黑龙江亚布力滑雪场刚刚进入选址状态,他们从哈尔滨往东坐火车大概200公里,然后从亚布力车站再换乘汽车进入山里。由于赶上雨天,汽车陷入泥潭趴窝,所有人只能徒步到达选址地点。因为旅途劳累,62岁的片桐匡途中突发尿道结石,被紧急送往哈尔滨的医院,在吃了几副中药后,病情依然无法痊愈,他只能带病回到了日本。

片桐匡在文章中写道:“通过这次访问我基本了解了中国滑雪的情况,类似滑雪场的地方有那么五六处,滑雪缆车基本没有。中国国内找不到生产滑雪板以及其他滑雪用具的企业,所以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滑雪人口。我询问了中国有多少人在滑雪,得到的答复是大约3000人,我猜想他们基本就是军队或体育院校的专业学生吧。”

“无论是建造滑雪场还是培养运动员或教练员,这一切都要向长野县学习,我在现场深切地体会到中方的这种期待和热情,所以这一点长野县是大有可为的。”

“这种现状是很难推广普及滑雪的,所以我向中方表示,如果你们可以接受二手雪具的话,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中方立刻表示感谢。”他写道。

在他的倡议下,长野县滑雪联盟联合县日中友好协会开始了有组织的捐赠滑雪板和其他雪具的活动,捐赠活动即使在片桐匡去世后也没有停止。

长野县滑雪联盟专务理事河野政己向记者提供了详细数字,从1983年到2012年,长野县共向中国捐赠雪板132250副、雪杖48080支、雪鞋67500双,另外还有大量配套零件和滑雪服。

捐赠说易行难。从收集、修理、储存到运输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长野县日中友好协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工作便利,片桐匡后来也兼任友协副会长。

现任长野县日中友协理事长布施正幸亲身经历了捐赠,他说:“最初我们的目标是赠送一万套,结果3年就达到了目标。中方提出雪板对中国滑雪事业帮助很大,希望继续捐赠,我们也很高兴,于是答应继续捐赠。”

布施正幸说,长野市滑雪俱乐部成员在每年滑雪季后,选出状况好的雪板3000到5000套,在6月的第一或第二周的周一,大家一起动手装箱。

2012年,因为中国经济越来越发展,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足,也因为雪板设计出现新旧交替,长野当地滑雪人口大多用上新式雪板,一时间没有新款捐赠,中方也表示不再需要旧款雪板,长达30年的捐赠活动才告停止。

片桐匡非常关心捐赠雪板在中国的去处,后来他多次访问中国,每次看到很多滑雪场都用着长野县捐赠的滑雪板,他都兴奋异常。有一次访问长春时,他在市郊一个小滑雪场看到很多普通市民用他们捐赠的雪板在开心滑雪,他更是“激动万分”。

“见此情景我就想,中国普通人也开始学着滑雪了,滑雪人口一定会渐渐多起来,我们的期待也愈发高涨,于是更加坚定了回到长野后继续赠送更多雪板给中国的决心。”老人在文章中写道。

在片桐匡留下的资料里,有10多页是每年来长野训练的中方人员的名单,时间跨度从1980年到1994年,每个人在长野的训练和住宿地址都有详细记录。

因为中国运动员训练的长期化,费用自然是片桐匡考虑的主要问题,后来他们多方商定,由长野县滑雪联盟牵头,联合长野县日中友好协会、县政府以及县滑雪联盟的会员企业,还有接收运动员的7个町村,组成“日中滑雪交流实施委员会”来推进这项事业。最后的具体方法是,让中国运动员半天在下榻酒店帮忙,半天时间训练。半天务工的工资由下榻酒店提供。布施正幸透露,这个办法参考了20世纪早期,很多中国爱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方式。因此1990年之前来长野训练的中国运动员,都被称为“研修团”,每次为期三个月。

1990年之后,“研修团”更名为训练队,时间缩短至一个月,县日中友协和滑雪联盟也想办法争取到县财政预算,野泽等7个町村各出15万日元,这样就解决了训练队一个月在日期间的费用,中国运动员也不再需要打工。

布施正幸说,进入21世纪后,中国更加富裕,滑雪的基础人口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后,中方有了充足预算,日方只需要准备欢迎训练队和跳台的使用费用就行了。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国滑雪运动员在长野的训练一直没有停止,“日中滑雪交流实施委员会”的工作也始终在进行。就在2019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还到长野看望了在那里备战北京冬奥会的中国运动员。

长野于是成为不少中国选手的第二故乡,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徐囡囡夺得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银牌,实现了中国冬奥会雪上项目奖牌“零的突破”。布施正幸指着一张照片告诉记者:“徐囡囡那几年一直在长野集训,我们彼此非常熟悉。她夏天在长野的水上跳台训练,滑雪季再到滑雪场训练。她在庆祝会上将银牌挂在了我的胸前,这是那时的照片。”

1996年,第三届亚冬会在哈尔滨举办,这是首次在日本之外举办的亚冬会,片桐匡在亚冬会期间再次到中国访问,看到当年的泥泞山坡上修起的亚布力滑雪场,他感慨万千:一方面感叹中国的效率;另一方面感叹自1980年开始,中国滑雪与长野交流结出的丰硕成果。亚布力滑雪场修建过程中,他本人也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他在文章中写道:“当年我们一行第一次访问亚布力时,当时只是一座大山,连一户人家一个设施都没有,然而这次去了一看,大山变成了滑雪场……”他还说,大会组织者充满热情,一丝不苟全力以赴,令人感叹。另外,他对中国选手在很多项目中的成绩也大为赞赏,认为越野滑雪实力大大增强,女子接力居然赢了日本。

“经过16年来长野县和中国的滑雪交流,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中国方面也满心欢喜,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他们没有忘记对长野县的感激之情……亚冬会结束回到日本,我再次坚定了交流的信心。”

片桐干雄说,父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滑雪场开发热中,参与了日本全国70多处雪场的开发建设,在雪道设计方面有独到见解。2000年5月,为了纪念中日滑雪交流20周年,中国滑雪协会再次邀请长野县相关人士访问中国。当时片桐匡已经81岁,身体大不如前,并不适合长途旅行。但最后时刻,他毅然决定再次前往中国,因为这次访问有一项重要议程,那就是中日滑雪界人士将就吉林北大湖滑雪场的开发召开会议,片桐匡认为自己亲临会场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他生前留下遗言:“从今天起,家事全部托付给妻子,我滑雪去了。”家人把这句话刻在石碑上,立在野泽温泉滑雪场内。

1990年,1998年冬奥会申办争夺进入白热化,长野面对包括盐湖城在内的四个竞争对手,形势不容乐观。关键时刻,片桐匡决定访问中国,希望得到中国奥委会的支持。事后证明,这次访问发挥了关键作用。

片桐匡在文章中回忆道:“幸运的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里有中国的何振梁先生,于是我们就去拜访何先生,把我们的想法如实告知何先生,请他给予协助。何先生爽快地答应会见我们。会见中他表示‘我知道了,长野县在滑雪、滑冰等方面给中国以很大帮助,这次我会全面配合你们’。”

“我们得到了何先生弥足珍贵的协助承诺。然后我们去拜会(时任)中国国家体委负责人,也得到了积极回应。我们坚持至今的滑雪交流以这种形式开花结果,令我欣慰的同时也坚定了我要为亚洲滑雪事业的发展继续努力的决心。”

1991年6月,长野在第五轮投票中,以四票优势击败盐湖城,获得1998年冬奥会举办权。

中国成功举办1996年亚冬会后,也表达了未来举办冬奥会的想法。片桐匡立刻表达了支持,并坚信中国有能力办好冬奥会。“在短时间内如此成功地举办亚冬会,这种实干能力真是令世人惊羡。长野冬奥会申办得到中国的鼎力相助,作为有举办冬奥会经历的日本,要尽可能为中方多提建议,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他写道。

片桐干雄说:“父亲不仅仅作为滑雪专家,而且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喜爱,他本人也非常热爱中国,中国的滑雪事业有今天的发展,他肯定感到非常自豪。”

在北京筹备冬奥会过程中,长野县上上下下很多人,都沿着片桐匡开辟的中日交流之路提供了很大帮助。长野县知事阿部守一甚至表示:“当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申办成功时,我们感觉就如同是我们自己的喜讯一样高兴。”2019年,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也率团访问了长野,希望从长野冬奥会的举办中得到一些经验。

河野博明自23岁开始追随片桐匡左右,疫情之前,也曾受邀前往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滑雪比赛方面的研讨,他说:“1998年长野之所以成功举办冬奥会,得益于片桐先生打下的基础。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离不开片桐先生的无私奉献。”